高考成绩出来了，很多同学、朋友开始为自己的孩子填报志愿奔忙。高中生考大学和大学生考研究生有比较大的区别：1)家长和老师的影响比较大，独立判断的空间小;2)对大学教育缺乏了解，思维大部分停留在高中紧张的学习、考试氛围中;3)对社会需求囿于封闭教育，对生存与发展缺乏规划;4)应试教育为主的中学教育限制了很多青少年的专业兴趣培养。
1983年，我以全乡前列的成绩，被石桥中学录取。家里却因为交不起学费，准备弃学，送我到姜堰舅舅那学钳工。为此，我在上社河边哭了很长时间;母亲在家也流了不少眼泪。母亲从村里好不容易借了10元钱，再靠每天去姚桥卖韭菜凑足了我入学的费用。母亲不会骑车，腿也不好，需要挑着韭菜，很早起来，走7-8公里，赶姚桥的早市。进了石桥中学，我才知道，还有很多同学家里比我更加贫困，交的学费有1分、2分等小票，老师需要数半天。这段时间就希望好好学习，将来给父母争气。
1986年中考的时候，考虑到家里贫困，好几个关心我的老师都建议我报考丹阳师范或中专，将来做老师或者学一门技能。那时候中师、中专也可以考大专、专升本。但我什么也不了解，只知道自己成绩在学校里排名靠前。我父亲和我班主任商量后，坚持让我报考高中，争取上大学。我也如愿以偿进入省重点大港中学就读。那时候，上大港中学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传言跨入大港中学的大门，半只脚就进入了大学的门槛。入学的时候，有大公共汽车到乡里来接考取的学生。到了学校，才知道身边的同学都是各个乡镇的优秀学生，可谓高手如林。有些同学平时不这么学习，考试时确轻松自如。后来也是父亲的坚持和老师的帮助，我弟弟朱朝锋被特招到无锡市一中上高中。他后来就是自己决定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数学专业，到南开大学就读，并留校任教至今。
1989年，我们那一级先考试再填报志愿。由于摸底考试成绩比较一般，好像是年级200名左右，我对能否参加高考，是否能否成功考取大学也不报太大希望，就想起来父亲以前让我学手艺的事。摸底考试后回家，也顺便向在家里忙着打水稻的爸妈提到自己可能要找个学徒工的想法。现在想想，爸妈实际上一直以我们为傲，期望我们努力去上大学。但是，当时也体会到我的压力，他们没有再说什么，让我自己决定。后来接到通知，继续回大港中学，准备冲刺高考。正好初中部放假，我就在初中楼，基本一人一个教室，认真复习了一个多月。毕竟摸底考试和中考时相差太大了，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特别是对不起父母辛辛苦苦的供养。大港中学三年，最大的收获还是认识了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和非常好的老师。考完后，我提交了意向，第一志愿是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电教系，后面一连串的师范学校。师范大学不收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费，对当时的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尽管估分后，感觉良好，但自己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就回家做农活去了。后来听说县招办通知我修改志愿，时间比较紧，学校一时又联系不上我。听说颜鹤寿老师快退休了，希望有人将来回港中做生物老师，就替我把数学系改成了生物系。没有想到，这一改，让我被动地开始接受生物学教育。说实话，当时我对数学的理解，尽管非常肤浅，但也比对生物的了解多。现在网络咨询发达，学生手头都有彩页手册，可以找到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也可以到网络上搜寻一下，收集更多的信息，帮助自己判断。到了南京师范大学报到后，慢慢才体会到学长们对生物学的认识：理科中的文科。为此，我和化学系的沙德慧同学在音乐楼侧，一起下决心：学习好英文和专业。
在这样朴素的想法下，我坚持业余时间学习英文，并参加了学校面向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大外播音，给大家定时播放录制好的英国或美国的广播英语教学节目。第一年的植物学老师，陈俊福先生、常福辰老师给我培养了很好的兴趣。他们言传身教，引导我进入植物学。一方面在常老师的辅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植物兴趣小组，努力认识江苏各地的植物;另一方面，我也购买了一些植物书籍，坚持自学到大三。大四推荐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由于植物学名额有限，系里找我谈话，把我推荐到无脊椎动物学。我从此师从归鸿教授、苏翠荣副教授，开始研究蜉蝣目昆虫。这一改，让我被动地进入了昆虫学领域。那段时间，在吴金燕老师的特许下，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新大楼图书室，浏览不同的书籍，系统查询动物学纪录。硕士期间，中文版的《数量分类学》(Numerical Taxonomy)，就一直陪伴我野外的旅行包，并引导我尝试用计算机理解分类，逐步走向系统学的行列。原版的Invertebrate Zoology不仅让我看到很多不知名动物的精妙，也让我掌握了很多专业词汇。那时动物组有一台从美国进口的AST电脑和一些高级的解剖镜，放置在一个装有空调的机房里。我经常躲在那，输入一些数字和程序，折腾到深夜，看看出来的计算结果。后来干脆到珠江路去打工，见识到更加高级的机器，并挣钱买到了自己第一台386机器。硕士生3年，尽管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美丽的蜉蝣，我一直到1995年7月，在浙江丽水龙泉野外采集才顿悟，动物其实和植物一样奇妙，才发现自己在不经意、彷徨和挣扎之中培养了浓厚的专业兴趣。从此开始主动写信联系南开郑乐怡先生，动物所黄大卫老师等，请教专业问题直至后来到动物研究所拜访先生们。
说来也是偶然。我本来下决心报考郑先生的博士生，也是希望到北方换换环境。正好朝锋在南开大学，张兴中在北京工作。因此我先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看看我弟弟，然后去拜访郑先生。先生那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系里经费也不是特别充足，因此无法满足我的报考愿望。我南师舍友，纪涛同学正好在北京求职。黄老师也给我回了一封信，解答了我关于Hennig86的一些问题。动物所也有朱江等老师开展水生昆虫的研究工作。我就计划到北京动物所看看，拜访一下几位在文献上看到的老师。初到动物所，冬日里的白色的生物楼，让我感受到殿堂般的光辉。这样的感觉，在后来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有重现。拜访黄老师比较戏剧性：他那时是研究所副所长，工作非常繁忙。我敲敲门进去，看到了肖晖。我说明了希望感谢黄老师回信的意思，黄老师接待了我。那时候自己确实年青，对昆虫学可以说无知无畏，更不用说系统学了。当时黄老师桌子上有一台塔式的586机器。我在珠江路电脑公司拆过无数台电脑，对当时的硬件配置、软件设置还算熟练。开始黄老师说只能5分钟见面，结果我们聊了很长时间，谈如何把计算机用在研究工作中。当时觉得初次见面，还不敢提出报考黄老师博士。我回到南京就写了封信，表达了报考的想法。
硕士毕业前夕，我考取了动物研究所的博士生。毕业后，我又是在吴金燕老师帮助下，每周坐火车去南师借动物学纪录，回家用386计算机录入数据库。这个查动物学纪录的习惯，我一直坚持到博士生二年级。这个习惯让我很快从蜉蝣转到小蜂总科，并迅速掌握了大量的小蜂信息。知道被录取以后，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关村打打工，争取先买个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但是，很快发现，到了动物研究所，专业的氛围非常浓厚了。所里尽管当时博士生很少，但大家都很投入自己的专业。生物楼晚上11：30锁门之前，楼里都是灯火通明;锁门以后，也有一帮年轻人继续工作，甚至到天明。那时在科源饺子楼，很多先生都去那就餐交流。这里以项目带人才的培养模式确实让我受益匪浅。出野外，我们也有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专家，如黄复生先生亲自指导。他现在已经84岁高龄，还经常来所里看标本的时候，来我这看看我这“小朋友”。我早期的外方合作者，如John LaSalle、Robert Murphy一直都在寄生蜂分类学、分子系统学方面和我持续合作。大卫老师给我创造了自由的氛围，让我可以不断在锻炼中增强专业兴趣，慢慢了开始自己的学术旅程，摸索前行。
想到以前每逢选择，总感觉没有太多的信息，也没有太多把握信息并作出判断的能力。在科研的道路上也摸索着走了不少弯路。年青学子有再多的资讯，也很少能够一下就判断自己的专业兴趣，并持之以恒地走下去。我的个人体会，对年青的学子要多鼓励：勤想 - 有点梦想，逐步提升;勤问 - 想科学问题，要充满好奇心，敢为先声再琢磨可行性;勤交流 - 讨论科学问题，先说出来再考虑对错;勤动手 - 解决科学问题先试试再优化，苦干加巧干;勤练笔 - 写科研论文，先搭框架落笔再考虑结尾。科研之路，始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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